乾隆：文字狱第一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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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，杭州卓长龄著《忆鸣诗集》，“鸣”与“明”谐音，被人指为“忆念明朝”，上报给乾隆。乾隆帝一看，问题更是严重了一层，连卓氏的家人都携带着一齐深恶痛绝之，称他们“丧尽天良，灭绝天理，真为复载所不容”。从咬牙切齿的咒骂来看，这哪里还是政府对民众，简直上升到了私仇家恨的层面上了。

从上可以看出，文人阶层也是一个千人千性的小社会，啥嘴脸都有，有怕死的，也有不怕死的;有丢弃文人骨气的软蛋，也有刚正不阿的硬骨头。尽管千人千性，但作为文人还是有其共通的性格脉络的。比如说，文人自古就有种种繁多的失意情绪，发起牢骚来不知不觉。再比如，文人参政的欲望，让其总是无法远离政治磁场。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，中国文人要么入仕为官，将文人和官吏的双重身份归于一身;要么就是奔波于考场几十年，落得一腔怨气。文人与官场的这种紧密又微妙的关系，便是历朝历代的政治运动皆是拿文人开刀的原因。

但总的说来，文官也好，屡试不第的秀才也罢，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意心理：没有及第的想入朝为官，当上官的又嫌当的官太小，欲壑难平，牢骚满腹。说白了，吃的都是“口舌”之亏。乾隆五十三，湖南耒阳的老秀才贺世盛，多次科举都没及第，只得靠代写词状为生。不平事经历得多了，便把经手的案件拼凑总结出一部《笃国策》。写成之后，立即上京城投献，以待取悦龙颜，换得一官半职风光风光。不想此书涉及了批评捐官制度的问题，取悦不成，反而被定为“妄议朝政”，被判了斩立决。

爱好“口舌之祸”的文人面对神经质皇帝，面对天天瞅机会拍马屁的官僚，小心作文不犯忌讳实属上策。可文人一旦作起文章，便进入了“庖丁解牛”的无意识状态，哪里管得住手中之笔，心中牢骚不吐不快。比如乾隆四十四年五月，乾隆不知从哪弄得一本文集。文集的作者系安徽一贡生：书很有可能是自费出版，就像现在的业余作者爬了几十年格子，敲了很多年的键盘，掏腰包出书一样，算是文学生涯的一次总结。此贡生也是怀着此种心理为自己的文学生涯“总结”了一下，并为这次“总结”自撰序言，把多年人仕不顺的牢骚话全兜了出来，火药气极浓，指斥上天。本以为发行量不大，安徽贡生并未将序言之事放置于心。事不凑巧，“文集”被乾隆偶然“宠幸”到了，其结果可想而知：贡生被斩首不说，连其子和处理该案不力的知县也被判以死缓。

按理说，乾隆即位时，大清江山已统治百年有余，皇位稳如泰山，大没必要再像父祖们那般跟知识分子叫板。然而，一个文化上的弱势民族从蛮荒之地入主中原，统治一个智慧的民族，其文化心理是相当复杂的，复杂的文化心理继而又转化成民族敌视。皇帝一旦敌视哪个群体，这个群体自然就不会有好果子吃，不会有好日子过，直杀得“砍头只当风吹帽”。

乾隆四十二年，江西的一个老学究深居书斋多年，不懂官场规矩，更不知道满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软肋所在。当他看到《康熙字典》中存在的问题，便犯上了知识分子的较真病，私下删改不说，还另编《字贯》一书。《康熙字典》乃钦定之书，敢于对该书进行批评，自然是“罪不容诛”。江西巡抚海成侦知此事，不敢怠慢，立即上报朝廷，又将老学究革去举人，投入大狱，隔三差五地提出来审讯，同时又把案宗上交乾隆。乾隆在审理案宗时，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庙讳、御名各以本字开列，“深堪发指”，立即传旨将罪犯移押京师，照大逆律处决。同时巡抚海成也受牵连。他虽首举有功，但却因未及时发现这一重大问题，而被乾隆咬牙切齿地斥为“天良昧尽”，革职下狱。

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，除了胡中藻案与政治有点关联外，其余的多因乾隆神经过敏症所引发，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，有文学青年，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，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。可以说，乾隆坏事干了不少，功绩也不少，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，光拿下层人民开刀，杀鸡骇猴，把狂妄自负的文人们整得大气不敢出，还不得不从心眼里服人家，还不得不拈起笔来撰写人家是一代明君、一代圣贤。

在我眼中，哼！一文不值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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