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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清晨,连早餐都没吃,我和张怀亮就赶往流亭机场登上了飞往东州的班机。下飞机后,张怀亮的司机开着奔驰来接我们。
我一上车就说:“大哥,你把我直接送到省迎宾馆吧。”
张怀亮不放心地说:“还是先回家一趟,跟杨娜说一声吧。”
我坚定地说:“不用,直接去。”
奔驰车出了高速公路口,进入市区,直上云水大街。
奔驰车一进省迎宾馆大门,张怀亮嘱咐道:“雷默,稳重点,我在外面等你。”
我淡定一笑说:“不用等,大哥,你先回去吧。”
我心情忐忑地走进十五号楼,我知道中纪委这么急着找我,说明又查到张国昌什么要紧事了,我敲开房间门时,杨处长正往外送客人,见我站在门前,微笑着把我迎进门。
“雷秘书,你难得出趟门,把你的游兴打没了,不过下次出远门,最好还是跟我们打个招呼。”
这时尹处长也从里屋出来了,她一边和我打招呼一边给我倒了一杯水。
杨处长又拿出了那个黑皮的大笔记本坐在沙发上说:“今天找你来是核实点事情。你先喝点水。”
这时尹处长也做好记录的准备。
“雷秘书,”杨处长慎重地问,“你仔细回忆一下,你当秘书期间,张国昌去没去过老书记袁伯守家?”
我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去过。”
杨处长接着问:“什么时候?”
我不假思索地说:“过年过节都去呀,一到年节,省市领导都要去看看老书记的。”
“你好好想想,”杨处长冷峻地问,“非年非节的日子,去过没有?”
我实事求是地说:“我记得去中央党校学习前去过一次。”
杨处长严肃地问:“丁仁杰跟着去了吗?”
我断然否决道:“没有,只有我和司机马厚陪着去的。”
杨处长进一步问:“你好好想想,张国昌和丁仁杰一起去过吗?”
我思想激烈地斗争着,张国昌想干什么?怎么扯到老书记身上去了,难道张国昌给老书记送过钱?不可能,张国昌没这有这个胆,即使有这个胆,也会被老书记用拐杖打出来的,那他要干什么?不会为了开脱自己,往死人头上扣屎盆子吧?我百思不得其解,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可我什么也没想明白。
“杨处长,”我慎重地说,“实在对不起,我实在想不起来了,想不起来,也不能乱说呀。”
“那好,”杨处长认真地说,“这件事很重要,什么时候想起来,什么时候找我们。”
我走出十五号楼时,心口像堵了块棉絮一样透不过气来,案子越挖越深了,案情越来越复杂,我深深感到每说一句话,都是对人格和良知的考验。我低着头走出十五号楼。
“雷默。”张怀亮从车里探出头来喊我。
“大哥,我以为你走了,你怎么还在等我呀?”我感动地说。
“兄弟,”张怀亮动情地说,“我不放心你,快上车吧。”
我一头钻进车里,眼泪险些涌出来。
我进家门时,杨娜正在准备做晚饭,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刚到青岛就回来了,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了,吃惊地问:“默,出什么事了?你跟怀亮计划出去一个星期,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?”
我苦笑着摇摇头说:“专案组让我回来,我敢不回来吗?”
杨娜不安地问:“专案组找你又是什么事呀?”
我不解地说:“这张国昌也不知怎么了,老书记都过世了,还不让人家安宁。”
杨娜疑惑地问:“他和老书记能有什么事?”
我不屑地说:“老书记那么德高望重,过年过节那么多大官去看,谁也不敢送东西,都是送个花篮什么的,你说老书记能与张国昌有什么事?还不是看老书记不在了,往死人身上推责任呗。”
杨娜关切地问:“你怎么说的?”
“我说什么?”我冷冷一笑说,“我什么也不知道,我说什么,我只能说想不起来了。”
“雷默,”杨娜愁眉苦脸地说,“班不让你上,专案组没完没了地找你,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?”
我自嘲地说:“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没有路,说明车还没到山前。”
“雷默,”杨娜猛然想起什么,兴奋地说,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我去美国波音公司培训的事,来信儿了。我通过了考试,就等着办手续了。”
“真的?”我高兴地说,“太好了,咱们家总算有点好事了。”
杨娜突然噘着小嘴惆怅地说:“默,我这一走就是三个月,你一个人还要照顾女儿,还要应付案子,我心里真是放心不下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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